“中国税负痛苦”引激辩 市民称存在户籍差异

税负“痛苦”如何缓解？

近日，福布斯2009年发布的“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”再次被热炒，并引发一场激辩，争论焦点由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，延展到了是否让人“痛苦”、为何“痛苦”的阶段。

一项来自财政部的数据为这场辩论提供了注脚：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.29亿元，同比增长30.9%。由此测算，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。

经历一番马拉松式减税的个税尚在新旧报税系统中切换，“月饼税”、“加名税”横空出世。网友感叹：“加税如山倒，减税如抽丝”。在此背景下，财政收入增速30%、10万亿无疑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。有学者认为，税负水平高低不是问题的重点，重点是纳税人是否感受到了财政收入增长带来的利益？

■ 企业案例

“税负指数算不出重复征税”

黄女士（广州某物流中心总监）：在我们物流中心，4个价值740元的灯具，从广州运往山东莱芜，运费402元。这单活公司能赚12元，却要缴纳39元的税。缴纳的税主要是四种：营业税12元；城建税8.4元；教育附加税3.6元；企业所得税按税前利润率10%计算，是10元。

可以看到，应征的税金应该是34元，但实际上企业却缴纳了39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中间有重复征税。货物从广州到莱芜行程2200公里，公司已经为402元运费缴了税。但是货物进入山东后，由山东的物流分公司负责运送到目的地，分公司是独立法人，还需要为那单货物的运输所得向各自所在地的政府缴税。

通常物流企业在全国各地建立很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，很多时候，接到一单货物，要通过几个子公司周转完成，但每多一次周转，就多一次重复征税。例如我们公司在全国有200多个网点，每天都有成千上百条线路在运行。公司每年因为重复纳税的款额近百万元。那些多出来的成本，至少要抬高10%的运费，最终会由消费者埋单。

而这样的“隐形税”，在任何的“税负指数”计算公式里都难以得到体现。

■ 居民声音

“税负痛苦存在户籍差异”

王先生（北漂）：我觉得先不用跟外国人比，中国人自己的税负痛苦指数就有差异。

作为北京的“外来务工者”，我在北京与北京本地人相比，纳税义务是平等的，但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北京人可以说，你别来北京啊。如果这么回应外地人的话，那我作为外地人就只能闭嘴了。

说到底，这是户籍制度的副产品——它增加了许多人的痛苦指数。这个“许多人”，换个称呼，就是许多“纳税人”。

“减税不如改善社会福利”

朱先生（深圳某外贸企业高管）：我的薪水大约在1万元。按新个税标准计算，将比以前少交200元至300元个税。其实从个人角度上看，个税减少这么多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。所以与其减少个税，还不如改善社会福利。

但对于企业来说，税负就明显较重。我过去经营过公司，税负大概占营业收入的8%-10%，这还不包括数额不定的“软打点”。

■ 学者观点

“问题在于谁说了算”

许小年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）：在很多发达国家，征税需要通过议会批准。而国外民众之所以愿意交这么多的税，是因为他们能从财政支出中获得很大的利益，国外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用在医疗、教育、卫生等民生方面，我们感受到财政收入增长带来的利益了吗？

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收钱和花钱，都不受全国人大的监督。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解决方法，第一就是交多少税和财政收入怎么花都由民众说了算，政府必须受监督。第二，如果政府征税得不到制约，那就少收税。

“财政支出要公开透明”

刘桓（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）：近年来GDP每年以10%左右的速度增长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带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。与此同时，物价上涨使相应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较快。

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是很重。但老百姓普遍感受到税负的压力，这主要与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有关。

我国财政支出的问题在于不够公开透明，对于财政支出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，能够让纳税人监督。

■ 网友“微”观

“民富才是真的富”

@郭锋-金融与法律（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）：在不能制约政府权力的时候，还是少收点税吧，民富才有真正的国富。

@施正文：我国现在共有税种19个，但真正以法律形式征收的只有3种，即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，而占整个税收收入40%的增值税等其他税种，都是以暂行条例来发布的。